讲条件才能讲理

直到几十年前，人们想要了解一点做事的道理、生活的指南、成功的经验，都是通过小说戏剧、历史典故、名言警句来学习。那些东西不但不可靠，而且往往互相矛盾。

今天我们可以轻易得到像哲学，经济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教育学、政治学、组织行为学……再加上医学——等等更高级的知识，它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，都是前人所无法想象的。

虽是如此，尽信书，不如无书这句话还是对的。

道理只是趋势

社会科学这门业务是怎么回事。我们最感兴趣、最能用得上的结论，通常都是描写把一个动作作用于某个事物上，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。

比如说，吸烟会让身体健康恶化，实行市场制度会让经济繁荣。

这听起来挺简单，可是你立即就能想到很多反例。你说，老王一辈子吸烟，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好，老张从不吸烟，为什么才六十岁就得了肺癌？苏联从计划转向市场，经济怎么崩盘了呢？

这可不是学问不靠谱，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道理，描写的都是事情的一个侧面。人和社会都是无比复杂的东西，你必须先把事物拆解成若干个因素，每一个道理只描写其中一个因素。真实局面是各种因素竞争的结果。

你可以把社会科学的每个道理想象成一个趋势，或者一种作用力。

如果老王身上好的作用力远远强于吸烟这个坏的作用力，吸烟对老王的影响你就看不到。市场制度会产生一个让经济繁荣的趋势，但是一国的经济同时还会受到其他趋势的影响。市场这个趋势是坚定但缓慢的，如果另有一个快速而强烈的趋势——比如政治不稳定——让苏联经济迅速变坏，那是市场趋势无法对抗的。

所以对社会科学结论的正确理解是，在其他因素都一样的情况下、对大多数相似事物来说，这个动作会有这么一个效果。

可是你想要的不是这个。你想要的是具体到这个特定事物上，我做一些动作会带来什么结果。你想预测老王的健康和苏联的国运。那么你需要的不是一条知识，而是所有相关因素的知识。

你需要建立一个模型，全面考虑，把各种会影响到这件事的趋势都输入进去。特别请注意，光知道趋势存不存在是不够的，你还得知道趋势的大小，特别是针对你这种情况的大小。你必须把所有因素用一个复杂模型进行模拟计算，就好像桥梁工程师计算各种力作用在桥上这座桥会不会塌一样。

实际操作中显然很难做这么复杂的计算。一般能考虑两三个趋势，抓住其中一个主要趋势就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只考虑了一个趋势，你肯定会有出错的风险：那不是因为学问不好使，而是因为条件太多不全面。

道理不一定适合你

可能一个道理成立，但是它不适合你；可能一个道理对别人成立，对你不成立。

巴菲特炒股每年的平均回报率是22% ，可是你学不了他——因为你的资产不值得让你像巴菲特那样整天研究股市，你没有他的研究团队，你更没有他的耐心。适合成名作家的作品推广经验未必适合入门作家。已经到达高层的人争夺权力的手段肯定不适合刚入门的人模仿。

你不是所有人。在决定使用哪个道理前，你要参考自己的特殊条件和自己的独特目的。

用原理，不用末节

中国传统的君子作风讲究温良恭俭让，有成绩自己不能吹嘘，得让别人替你说；美式工作作风则要求你自吹自擂，你不讲自己的故事别人就不会知道。是中国文化不适合美国职场吗？是美国文化不符合中国国情吗？

都不是。谦虚也好，自吹也好，都是末节；根本原理还是争取信任。

传统中国是个熟人社会，大家都彼此了解，你自吹自擂当然令人反感。可是现代公司—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人员流动性很大，人也多，大家互相之间不太了解，你搞搞形象建设就是有必要的。其实哪怕是美国公司，如果你已经做到了副总，人们都知道你是谁、你做了什么大家都看在眼里，你要还整天吹嘘自己，那只能得到反感——这时候也许中国那套君子之道就有用了。

手段用到极致，可能会被反噬

有的时候道理方法是一定时期的权宜之计，不但到了下一个时期可能会不好用，而且可能会造成路径依赖，直接成了下一个时期发展的障碍。这就是反噬。

你得会提前调整，与时俱进才行。

有的经济学家爱谈论一个概念叫后发优势，说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云云。可是杨小凯先生发明了一个词，叫后发劣势：模仿别人的技术而不模仿别人的制度的确能带来快速发展，因为制度改革会触犯既得利益，总是困难的；可是如果据此以为只模仿技术就足够了，那就会留下一些隐患。

现在中国科技已经进入无人区，难以再模仿别人了，发展速度也慢下来了。回头看，我们的制度并不是为了创新最大化而优化的。

打仗最怕把书读死了，最优秀的将领知道随机应变，所以岳飞有句话叫运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。这个“一心”，就是个人的主观能动性，就是知道自己的条件的边界，合理对时间，空间的把握。

郑伊健在赛车电影里有句话叫人要比车凶——人一定要比工具强势。我们是运用道理，不是跟道理较劲，更不是跟道理产生感情，信仰某个主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