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奏折十二（7）【805】2024-4-23

曾国藩奏折十二（7）【805】2024-4-23

评点：参倒了现任巡抚

曾氏一生，保举了不少人，也参劾了不少人。仅笔者所选的本书数十道奏折中，这便是第三道参折了。

第一道参的是一个副将，副将的品衔为从二品。品衔虽高，但清朝重文抑武，副将的实际地位并不高，故而这道参折的对象对象尚不太重。第二道参的是一个巡抚，外加一个将军，巡抚的品衔也为从二品，但身为方面大员，实际上的社会地位远比副将为高。将军为从一品，与文职的协办大学士、各部尚书平级，虽武必文低，但作为代表朝廷镇守战略要地的地方八旗最高军事首领，其地位也不低了，何况这个将军后来又署理湖广总督。不过，无论巡抚也好，将军总督也好，他们丢城失地，已成为罪臣，好比已死的虎，已倒的墙，参劾他们，无风险可言。

这第三道参折，参的是一个现任巡抚，情形就大不相同了。作为一省之主，曾氏向陈启迈挑战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实际上是向整个江西官场挑战。奏折中提到臬司恽光宸，提到饶州、广信两州的失守，提到万载县令，牵涉面较广。因为这道奏折，曾氏将面临得罪整个江西官场的严重后果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江西来说，曾氏不过是客居而已。作为客人，几乎各个方面都要仰仗主人的关照、支持和帮助，把主人惹怒了，做客人的有什么好处？此外，江西于曾氏，还有一层有恩于先的经历。咸丰三年，曾氏奉旨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。途经安徽太湖县时，忽接到母丧讣告，曾氏立即改道回家。主考自然是做不成了，因主考而可得的一笔收入也到不了手上。母亲死在这个时候，真的让曾氏为难极了！就在刺客，江西官场雪中送炭送来了一千两奠分银。虽是公款，也需要有人来为头办，也需要没有多人的反对，否则，公款也不会自动到达他的手里。江西官场对曾氏的情谊，他应该是深知的。

但是，就是这个受恩者，三年后以客人的身份来到江西，居然要弹劾江西之主，要向江西官场宣战！这种做法，真有点“异类”。然而，曾氏此举，实在有他不得不“举”的原因。

咸丰四年十一月，曾氏率湘军水路两路人马进驻江西，到上此参折时，已在江西待了七个月。七个月来，军事连连受挫，处境很不顺利，重镇九江屡攻不下，水师又被太平军在鄱阳湖口切断。从此，本来完整的水师被分割成外江、内湖两支，战斗力大为削弱。接下来，太平军夜袭外江水师，焚烧战船十多号，连曾氏的座船也被抢去，船上所有的文卷书连同皇上的赏赐品一概丢失，曾氏若不是跑得快点，那一夜便没命了。在湖北连战连捷意气发舒，在江西却屡遭挫折坐困不前，两相比较，曾氏及湘军头领们的心情沮丧是可想而知的。与此相应的是，江西官场对湖南过来的这支客军的冷淡。因为军事不利，江西官场普遍不相信湘军的作战能力。加之湖南的协饷要供养胡林翼的军队，曾氏所请的浙江、福建两省的协饷又无着落，于是供养来赣湘军的重担便落在江西的身上。江西与湖南一样是个穷省，养几万军队，的确不堪重荷。在饷银一事上，曾氏与以陈启迈为首的江西官场时常爆发争执。按照朝廷的命令，曾氏在江西有节制带兵的臬司恽光宸荷总兵赵如胜的权力，但陈启迈也时常插手军务。在恽光宸荷赵如胜的眼中，陈才是当然的上司，对曾氏却是表面应付着，内心里并不买账。曾氏在饷银与军事调遣上，一直对陈启迈窝着火。将这团火引发的导火索，便是彭寿颐一案。

彭寿颐是万载县的举人。在一个县里，举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。彭为人强悍也有才干，在万载县拉起一支团练，自为头领，与万载县令李峼闹起了矛盾。李峼说彭有野心，彭便控告李有弃城逃命之罪。双方互不相让，打起官司来。彭信任曾氏，跑到湘军指挥部找曾氏帮忙。曾氏见彭有才气，便下委任状，调他来军营办事。彭的投靠曾氏，令陈启迈恼怒，便将彭抓起来关在牢房里。彭的被抓，将曾氏与江西士绅界的联系给切断了。江西的士绅都畏惧陈启迈的威风，不敢跟曾氏接触。曾氏希图依靠士绅为湘军筹粮筹饷的愿望也破灭了。

缺粮缺饷缺信息来源，江西地方的军队又不听调遣，使得曾氏在江西的军事计划大受挫折，几无进展；反过来，这种军事无进展的状态，又使得湘军更缺粮饷，更失去友军的配合。局面进入了恶性循环之中。曾氏将此状态归罪于江西官场与他的离心离德，而江西官场的总头目是巡抚陈启迈。要改变江西官场的态度，必须扳倒陈启迈。所以，尽管明知风险较大，曾氏也要拼力一博。

细究这道参折，我们可以看到曾氏为获取弹劾的胜利，是煞费了苦心的。

先看他为陈列举的几条罪状：粉饰欺蒙，保举循私，颠倒是非，政令多更。陈的这些过失，恰恰都是战争爆发后，发生在各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，都是咸丰极为痛恨力求整顿的地方官场的弊病。

在“粉饰欺蒙”这一条里，他列举了总兵赵如胜和守备吴锡光两个例子。这的确是两个令最高当局极为痛恨的典型事例。为了加重这一条的分量，曾氏将陈启迈的军事报告做了颇带夸张性的概括：“陈启迈之奏报军情，几无一字之不虚。”“几无一字之不虚”，这七个字真可让阅奏者怒火中烧。凡当领导的，最忌讳的就是下属欺骗他。因为领导者绝不可能事事躬亲，摊子越大，相距越远，越不可能去躬自参与。他对所领导的对象的掌握，靠的是什么？主要便是靠下属的汇报，下属汇报上来的情况，成了他对全局了解的重要基础，决策的重要依据。正因为领导者不能躬亲，故而下属为了自身的利害，常常敢于不得真实的情况汇报。如此，“欺蒙”便几乎成了人类社会管理机制中，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沉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