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管子》学习的第131天《霸言 第二十三》第3段～第5段

《管子》学习的第131天《霸言 第二十三》第3段～第5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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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夫权者，神圣之所资也。独明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；独断者，微密之营垒也。此三者，圣人之所则也。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，圣人之憎恶也内，愚人之憎恶也外，圣人将动必知，愚人至危易辞。圣人能辅时，不能违时。知者善谋，不如当时。精时者，日少而功多。夫谋无主则困，事无备则废。是以圣王务具其备，而慎守其时。以备待时，以时兴事，时至而举兵。绝坚而攻国，破大而制地，大本而小标，埊近而攻远。以大牵小，以强使弱，以众致寡，德利百姓，威振天下，令行诸侯而不拂，近无不服，远无不听。夫明王为天下正，理也。案强助弱，圉暴止贪，存亡定危，继绝世，此天下之所载也，诸侯之所与也，百姓之所利也，是故天下王之。知盖天下，继最一世，材振四海，王之佐也。

        千乘之国可得其守，诸侯可得而臣，天下可得而有也。万乘之国失其守，国非其国也。天下皆理己独乱，国非其国也；诸侯皆令己独孤，国非其国也；邻国皆险己独易，国非其国也。此三者，亡国之征也。夫国大而政小者，国从其政；国小而政大者，国益大。大而不为者，复小；强而不理者，复弱；众而不理者，复寡；贵而无礼者，复贱；重而凌节者，复轻，富而骄肆者，复贫。故观国者观君，观军者观将，观备者观野。其君如明而非明也，其将如贤而非贤也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，三守既失，国非其国也。地大而不为，命曰土满；人众而不理，命曰人满；兵威而不止，命曰武满。三满而不止，国非其国也。地大而不耕，非其地也；卿贵而不臣，非其卿也；人众而不亲，非其人也。

        夫无土而欲富者忧，无德而欲王者危，施薄而求厚者孤。夫上夹而下苴、国小而都大者弑。主尊臣卑，上威下敬，令行人服，理之至也。使天下两天子，天下不可理也：一国而两君，一国不可理也；一家而两父，一家不可理也。夫令，不高不行，不抟不听。尧舜之人，非生而理也；桀纣之人，非生而乱也。故理乱在上也。夫霸王之所始也，以人为本。本理则国固，本乱则国危。故上明则下敬，政平则人安士，教和则兵胜敌，使能则百事理，亲仁则上不危，任贤则诸侯服。

字词注释

[1]资：凭借，依赖。

[2]微：精密。营垒：本指军营四周的防御建筑，此处借以比喻“独到判断”的微妙作用。

[3]此三者，圣人之所则也：三，郭沫若云：古本等“三”作“二”，当以作二为是。二，指“独明”与“独断”。则，谓取法。

[4]畏微：事情发展还在微妙时就能警惕。畏明：意谓惊惧在事情暴露之后。

[5]圣人之憎恶也内，愚人之憎恶也外：内，表现在内心的邪恶。外，显现在外表的丑恶。内、外，也可理解为含蓄与显明。

[6]易辞：用言语为自己开脱。《礼记·表记》：“故仁者之过易辞也。”一说，作“勿辞”，即不推辞、不改变。郭沫若云：作“勿”者是。犹言至死不改耳，此其所以为愚。

[7]辅时：相时而动，善用时机。

[8]知者善谋，不如当时：意谓智者虽然善谋，但还不如掌握恰当时机。知者，同“智者”。当时，适时，合时。

[9]绝坚：与下句“破大”相应，意谓能摧毁坚固防守。绝，断绝。引申为摧毁、消灭。

[10]大本而小标：使根本之基坚固厚实，缩减那些不重要的事情。标，顶端，末端。

[11]埊（dì）近而攻远：此句意思是对近邻之国要和睦，对远方邦国可以攻击。埊：古“地”字。应为“睦”字之误。

[12]正：一官之长。此指统领、主宰。

[13]案强：抑制豪强。案，与“按”古可通用。

[14]圉暴：禁限暴虐。

[15]继绝世：继承将要断绝的世家。

[16]载：猪饲彦博云：“载、戴同。”戴，拥护，爱戴。

[17]与：亲附。

[18]王之：尊之为王。

[19]知盖天下：谓智谋卓绝天下。知，同“智”。盖，压倒，胜过。

[20]继：刘师培云：“继”与知、材并文，疑当作“断”。断，决断，裁断。最：顶级的，最好的。

[21]材：资质，材力。振：通“震”。震动。

[22]理：张佩纶云：“理”当作“治”，唐人避高宗讳，改“治”为“理”。下文中“理”同此。“治”与“乱”相对，指合理、有秩序。

[23]令：王念孙云：“令”当为“合”，字之误也。下文“诸侯合则强，孤则弱”是其证。合，融洽，和好。

[24]险：险阻。此指有可守御之备。易：与“险”相对，平易。此指无险要可守。

[25]政小：指政治规模狭隘。

[26]国益大：国家将日益扩大。

[27]复：再，又。

[28]不理：即不治，得不到治理。

[29]众而不理者，复寡：众，人口多。寡，人口少。

[30]贱：卑贱，低微。

[31]重而凌节者，复轻：重，权重。凌节，超越等级法度。凌，凌驾，越过。节，节度，等级，规范。轻，此指权威减轻、削弱。

[32]富而骄肆者，复贫：骄肆，骄奢放纵。贫，此指陷入贫困。

[33]观：了解，考察。君：国君。

[34]将：将领。

[35]备：战备，防守。野：田野，农地。此指耕种情况。

[36]如明而非明：似明而非明。如，类似，好像。

[37]耕：指耕种的农民。

[38]三守：指上述“君明”“将贤”“人耕”三条可以据守的条件。

[39]地大而不为：指土地广大而不耕种。

[40]人众而不理：人口众多而得不到管治。

[41]不止：不听禁阻，不能令行禁止。

[42]三满而不止：上述“三满”为患而不能制止。

[43]非其地：等于失去了土地。

[44]卿：卿相。此指军中统帅。不臣：不遵守为臣之道。

[45]亲：亲附。

[46]夹：上小而下大。王念孙云：“夹”当依尹《注》作“狭”，“苴”与“粗”同。上权窄小而下权粗壮，则无力统治。国：指国都、京城。都：指地方都邑。国小而都大，是“主卑臣尊”的反常现象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祭仲曰：‘都，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’‘先王之制：大都，不过叁国之一。中，五之一。小，九之一’。”弑：指臣杀君，或子杀父。古时下杀上叫作弑。此处指篡弑，杀君篡权。

[47]使：假使，如果。

[48]抟：聚，集中，有实际针对性。一说，专。猪饲彦博云：抟，同“专”。谓命令专出于君也。

[49]尧舜之人，非生而理也：人，戴望云：《御览》引“人”作“民”，“理”作“治”是也。今本系唐人避太宗李世民及高宗李治讳所改，下文同。

[51]乱：动乱，叛乱。

[52]人安士：即民众安心而乐居当地本土。士，戴望云：“士”当为“土”。“人安土”与“兵胜敌”对文。

译文参考

        权力谋划，是神圣君王可资借助之事。独特明智的见识，如同天下的利器；独到周详的决断，就好比一座防守精密的营垒。这二者是圣人所要取法的。圣人总是慎戒事物细微苗头的萌发，而愚人只看到事物显明暴露后的恐惧；圣人憎恶内心邪恶的劣迹，愚人憎恶外表丑陋的恶行；圣人一旦行动就能预知其安危，愚人制造了危难却总为自己百般开脱。圣人总能捕捉恰当时机，但不会违背时势机遇。智者虽然善于谋划，但不如抓住好的时机。精通于运用时机，总是费力少而成效大。谋事无主见则易陷于困境，举事无准备则易归于废败。所以，圣明的君王务求做好充足准备，而且谨慎守住任何时机。以充分的准备，来等待时机的到来，再按照适当的时机兴举大事，时机一到就立即兴兵。摧毁坚如铁壁的防守攻陷敌国，打破大国围攻控制敌境领地，壮固根本雄厚基干，汰除细枝末节，亲善邻近国家而攻伐远敌。借用大国牵制小国，借用强国役使弱国，借助多数之人招揽少数之人，德行恩泽利于百姓，声势威名震慑天下；政令通行于诸侯各国而不遭反抗阻挠，近邻国家无不臣服顺从，边远各国也无不听从命令。由英明的圣王担当天下匡正时势，自然是合乎情理的。抑制强国，帮扶弱小，抵御暴虐，阻止贪婪，保全亡国，安定危局，延继绝世，这些都是天下之人所拥戴的，各国诸侯乐于亲附的，有利百姓称道的好事，所以天下乐于由这样的君主成其王业。至于智谋盖天下，断事冠一世，才能震四海的人，这便是辅佐王业的能臣了。

      千乘之国如果管治得当，只要具备了应遵行的条件，也可以臣服诸侯，拥有天下。万乘之国如果管治不当，丧失其应遵行的条件，就不能保有其国。天下都已治理而唯独自己国家动乱，将不能保有其国；诸侯各国都能和好合作而唯独自己国家孤立无援，将不能保有其国；邻国都有险要可资守御而唯独自己国家无险要守备，将不能保有其国。这三种状况都是亡国的征兆。国家大而政绩小，国家地位也会跟着政绩一样变小；国家小而政绩大，国家地位也会跟随其政绩日益强大。国家大了而无所作为，会重新再变小；国家强了而不加以治理，可重新变弱；人口多了而不勤加管治，也可以重新变少；国家地位尊贵了而不讲礼节，也可以重新变为卑贱；国家权力重要了而超越法度凌驾其上，其权力也可以重新变得轻微；国家富裕了而任意骄奢放纵，也可以再变得贫穷。所以说，观察一个国家怎样，要先看其国君如何；观察一个军队如何，要先看其将领怎样；考察一国的军事战备，要先看其农田耕作如何。如果国君看似英明而实际昏庸，军中将领看似贤能高明而实际无能，农民看似在辛勤耕种而实际并不种田，倘若失掉这三项本应遵行奉守的条件，国家将不能保有了。土地广大而不去耕种，叫作“地满”；人口众多而不去管治，叫作“人满”；军队威严而不存正义，叫作“武满”。 “三满”为患而不去制止，国家也就不能保住了。土地广大而没有耕种收获，这就不是自己的土地；卿相尊贵而不奉行为臣之道，就等于失去了卿相；百姓众多而不愿前来亲附拥戴，这就不能算是自己的民众了。

      没有土地而欲求富有的人，必有忧伤愁虑；没有恩泽德政却妄想称王的人，必然存在危险；施恩微薄给予甚少而要求丰厚回报的人，必会遭到孤立。上层权小而下层权重，国都狭小而都邑过大，就将有篡弑之祸。做到君主高尊臣子谦卑，君上威严臣下恭敬，政令畅行人民服从的，才是治国的最高水平。假使天下有两位天子，天下就很难治理，不得安定；一个国家，而有两位君主，这个国家就很难治理，不得安稳；一个家庭，而有两位父亲，这个家庭，就很难管理，不得安静。法制政令，不从上层君主专自发出，就不能顺利推行，国家权力不高度集中，就无人听从。尧、舜时的百姓，不是生来就愿服从管治的顺民；桀、纣时的百姓，也不是生来就要造反作乱的暴民。所以，安治和动乱的根源都在朝中上层和君主。霸王之业开始的基础，应是以民众作为根本。百姓得到根本治理，则国家得以巩固，百姓动乱根本动摇，则国家面临危亡。所以，上面君主英明，则下面臣子敬服；政事平稳安易，则民心安定乐居本土；士卒训练有素相互协调，则作战英勇顺利取胜；使用能臣干将，则百事皆可得治；亲近仁人义士，则君主之位安泰不危；任用贤宰明相，则各国诸侯都恭敬信服了。

核心内容解读

      本篇论述君主当如何执政才能实现王道霸业，重点阐释君主如何操权，如何在外交和军事上善谋明断。“夫权者，神圣之所资也。独明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；独断者，微密之营垒也。此三者，圣人之所则也”。《管子》中认为，君之所以为君，在于有权有势。权势合用为一；分言，势指势位，权指权力。前文《法法》中说：“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，势也。”如果失去权势，也就不成其为君主了。此处，文章则强调了君主要独操最高之权，要独断攸关之事。

      圣人能够“独明”“独断”“畏微”“辅时”，智者能够“善谋”“精时”。以“圣王”为理想，君主要有明智的见识、可以做好准备、及时捕捉时机，大本小标、近交远攻、案强助弱、存亡定危、德利百姓，才能做到诸侯国乐于亲附，天下之人热爱拥戴，大业可成。

        当然，补充一下，君主独断与兼听并不矛盾。听要多其门户，许多篇主张有“谏臣”，并指出无谏臣“国必亡”（《管子·八观》）。但决断权不可分，是为“兼听独断”（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）。

      接下来，文章中从反面做了论证。告诫君主何为亡国之征兆。一方面，“天下皆理己独乱”，“诸侯皆令己独孤”，“邻国皆险己独易”。这三点是从国际关系视角看到的现象。另一方面，从国家内政来看，“君明”“将贤”“人耕”三守若失，国非其国；“地大而不为”“人众而不理”“兵威而不止”三满不止，国非其国。

      作者得出重要的观点是“夫无土而欲富者忧，无德而欲王者危，施薄而求厚者孤。”“夫霸王之所始也，以人为本。本理则国固，本乱则国危。”这些对国家的土地、君主的德行、百姓的利益等诸多要素的分析，是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对于农耕社会的深刻理解，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。

《管子》学习的背景知识

“王霸”思想的历史演进（二）

2.王霸关系观的演进

      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的区分具有理想类型的意义，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实践，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理解角度不同，观点也不一致，提出过多种看法。

      孟子主张“尊王贱霸”和“崇王抑霸”。孟子认为，实行霸道者虽然能得国，但不能得天下，只有行王道者才能得天下。孟子说：“不仁而得国者，有之矣；不仁而得天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孟子认为，从王道到霸道是一种国家治理的退化过程，他说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；今之大夫，今之诸侯之罪人也。”孟子认为，治国之道不同，百姓心情也不同。孟子说：“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”

      荀子主张“王霸共举”，尊王而不黜霸。荀子认为，一个君主要治理好国家，除了要掌握国家政权外，还必须谨慎选择治国大道。荀子说：“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安也，大荣也，积美之源也。不得道以持之，则大危也，大累也。”荀子把治国大道分为“王道”、“霸道”和“亡道”三种形式：“故用国者，义立而王，信立而霸，权谋立而亡。三者，明主之所谨择也，仁人之所务白也。”荀子认为：“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，则亦王；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，则亦霸；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，则亦亡。”荀子还认为，王道高于和优于霸道，王道能够平天下，霸道只能治一国（诸侯）。

      《管子》中提出“王霸人本”论和“王霸形势”论。《管子》中认为“以人为本”是王霸的基石：“夫霸王之所始也，以人为本。本治则国固，本乱则国危。”又说：“夫争天下者，必先争人。明大数者得人；审小计者失人。得天下之众者王，得其半者霸。”《管子》中还提出治国理政要审时度势、因时制宜、善用自己优势成就王霸之业：“霸王之形，德义胜之，智谋胜之，兵战胜之，地形胜之，动作胜之。……强国众，合强以攻弱，以图霸；强国少，合小以攻大，以图王。强国众，而言王势者，愚人之智也；强国少，而施霸道者，败事之谋也。”

      西汉大儒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，融合先秦王霸二道，提出“王霸本于仁”的“新王道”思想。董仲舒说：“《春秋》之道，大得之则以王，小得之则以霸。故曾子、子石盛美齐侯，安诸侯，尊天子。霸王之道，皆本于仁。”董仲舒强调，“仁”源于“天”，“仁道”源于“天道”。他说：“仁之美者在于天。天，仁也。……人之受命于天也，取仁于天而仁也。”因此，“故王者惟天之施，施其时而成之，法其命而循之诸人，法其数而以起事，治其道而以岀法，治其志而归之于仁”。董仲舒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必须“恩威并重”，既要修德也要重权威。他说：“国之所以为国者，德也；君之所以为君者，威也。故德不可共，威不可分。德共则失恩，威分则失权；失权则君贱，失恩则民散；民散则国乱，君贱则臣叛。是故为人君者，固守其德，以附其民；固执其权，以正其臣。”

        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，治理国家既要“养德”也要“养力”，提出“王霸相辅相成”论。王充说：“治国之道，所养有二：一曰养德，二曰养力。养德者，养名高之人，以示能敬贤；养力者，养气力之士，以明能用兵。此所谓文武张设，德力具足者也，事或可以德怀，或可以力摧。外以德自立，内以力自备。慕德者不战而服，犯德者畏兵而却夫德不可独任以治国，力不可直任以御敌也。”

        唐太宗李世民提出“文武并用”的王霸观。他说：“朕虽以武功定天下，终当以文德绥海内。文武之道，各随其时。”宋太宗赵光义提出“宽猛相济”的王霸观，“宽”即王道，“猛”即霸道。赵光义说：“治国之道，在乎宽猛得中，宽则政令不成，猛则民无所措手足，有天下者，可不慎之哉！”

        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“天理王道”论。朱熹从形而上学层面讨论国家治理的理想模式，认为道义原则是国家治理中的普遍法则，王道所遵守的道义原则来源于形而上的“天理”，而非来源于先王的实践经验。朱熹从道义至上论出发，强调来源于“天理”的道义原则在国家治理中的优先性，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“在于心”，只有心中严守道义原则的国家治理才是王道，否则就是霸道。朱熹说：“古之圣人致诚心以顺天理，而天下自服，王者之道也……若夫齐桓晋文，则假仁义以济私欲而已。设使侥幸于一时，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，然其所由，则固霸者之道也。”

          南宋的陈亮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，提出“义利双行，王霸并用”论。陈亮反对以“德”与“力”的对立来区分王与霸，强调王道并非离力而纯仁德化；反对用“以德服人”与“以力服人”的对立来区分王道与霸道，强调霸道也是“以德服人”；反对把仁义与功利对立起来，更反对以义利的对立来解释王霸的不同；认为仁义的对立面并非功利，故孔子屡称管仲“如其仁”。

      元末明初的“国家重望”朱升提出“王霸并举”论。一方面，朱升继承孔孟以来以德政治理国家的“王道”的政治理想，主张“宽而理，得民心；严而有容，进贤而教”，倡导“力行仁军”的治军思想。朱升主张官吏要关注民情、重视民生。在朱升的王道民本观念影响下，朱元璋提出“民者，国之本也”，主张“凡为治以安民为本，民安则国安”。另一方面，朱升又吸收了先贤的霸道力政思想，提出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之“九言三策”，编订《刑统赋解》，积极参与朱元璋成就“霸业”的一系列“霸道”行为。

        清世宗雍正提出“宽严相济”的王霸观，“宽”即王道，“严”即霸道。雍正说：“自古为政者，皆当宽严相济。所谓相济者，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，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。唯观乎其时，审乎其事，当宽则宽，当严则严而已。”

      清代思想家魏源把追求富强之心作为衡量王霸的标准，提出“王霸在心”论。魏源说：“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，无不富强之王道。王伯之分，在其心不在其迹也。”魏源超越视“富强”为霸道思想的传统观点，认为富强也是王道的前提条件。在魏源看来，区分王霸的基本标准在于统治者是否具备“富强”的“公心”，以“公心”追求富强就是王道，以“私利”追求富强则是霸道。 康有为早期的王霸思想与魏源的观点如出一辙，他说：“王霸之辨，辨其心而已，其心肫肫于为民而导之以富强者，王道也；其心规规为私而导之以富强者，霸术也。”

        孙中山先生从东西文化差异的角度解读和界定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，提出著名的“东王西霸”论。孙中山认为：“东方的文化是王道，西方的文化是霸道，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，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；讲仁义道德，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，讲功利强权，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。”孙中山的最高理想就是用王道实现世界大同：“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，去统一世界，成一个大同之治，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。”

参考资料

《中国社会学：起源与绵延》，景天魁 等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7年10月

《史记论著集成（全20册）》，张大可；丁德科，商务印书馆，2015年6月

《管子（全二册）——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》，李山 轩新丽 译注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4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