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89)方士欺君——秦始皇坑儒的直接原因

秦始皇三十五年，发生了一件给他带来千古骂名的大事。他在咸阳一次性活埋了四百六十余人，其中主要是方士和儒生。此事的直接原因是燕国的方士卢生、韩国的宾客侯生等人，因为根本找不到仙人，也找不到长生不老之药、之法而逃走。他们如果默默地悄悄地逃走也就罢了，却偏偏节外生枝发表了一番对秦始皇颇有诋毁性的言论。这就不能不使秦始皇大怒。他感到这些人不只是欺骗他，而且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那就是反对秦王朝。

侯生与卢生议论：“始皇为人，天性刚戾自用，起诸侯，并天下，意得欲从，以为自古莫及已。专任狱吏，狱吏得亲幸。”此言即说秦始皇这个人啊，天生刚愎自用而狠毒，他从诸侯王起家，吞并了天下，意得志满为所欲为，自以为自古以来无人能赶上他。他专门任用负责治狱的官吏，狱吏因此多得亲幸。此言概括了秦始皇人性恶的一面，同时揭露了秦始皇以狱吏治天下的行为。他们又说：“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，倚辨于上。上乐以刑杀为威，天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”此言即说丞相和大臣都只能腑首听命，倚靠皇帝一人来辨别是非或决策，而不能发挥臣属的主观能动性；皇帝乐以刑杀显示威重，天下人都怕获罪却又极力保住自己的奉禄，哪个人还敢尽忠于皇帝呢？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失，日骄一日；皇帝以下的人臣因慑于皇威而采取说谎、欺瞒的手段，以获得皇帝的满意。此言一方面说秦始皇大权独揽造成丞相大臣无事可做，一方面说秦始皇不闻过而日骄，导致官场说谎成风、欺骗丛生。

他们进一步说：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，上至以衡石量书，日夜有呈，不中呈不得休息。贪于权势至如此，未可为求仙药。”此言即说天下事不论大小都要由秦始皇来决策，以至于皇帝每天批阅的文书需用石这一单位来衡量，日夜奏呈不止，不批阅完奏书他就不能休息；可见他贪恋权势到了这等地步，我们不可能为他求到仙人仙药啊！此言一方面批评秦始皇事必躬亲的领导作风，一方面实际上肯定了秦始皇治国理政的勤奋，结论是不能给他求得仙药。因为他太贪权、太勤奋，心灵与身体均得不到放松与休息。方士议论之后就溜之大吉了。他们把秦始皇勤于政事说成是是贪权恋权，带有十足的污蔑成分。

秦始皇闻报大怒。说：“今闻韩众去不报，徐市等费以巨万计，终不得药，徒奸利相告日闻。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，今乃诽谤我，以重我不德也。诸生在咸阳者，吾使人廉问，或为妖言以乱黔首。”此言即说现在我听说韩国的宾客侯生、燕国的方士卢生等人不报告而离去，徐市入海求仙耗费数以亿计，终究未得仙药；每日都传来他们以此为奸、相互谋利的消息。卢生等人受我恩惠和尊重特多，今天反而诽谤我、宣扬我没有道德。那些在咸阳的方士和儒生，我已派人调查过了，有人在制造妖言惑众，意使百姓混乱。此言表明秦始皇对方士求仙不得、乱发议论而逃走的行为给出了定性，认为他们要煸动民众、制造动乱，乱我大秦王朝的江山。当然秦始皇也在诉苦，说这些方士对不起他，而不是他秦始皇对不起方士。

那些方士和儒生哪里想到，他们不负责的议论却给自身带来了灾难？秦始皇下令御史把那些方士与儒生全部抓来查办。司马迁称“诸生传相告引，乃自除”。即说方士和儒生彼此争相告发，以求得解脱自身。又说“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，皆坑之咸阳，使天下知之，以惩后。益发谪徙边”。即说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违禁者，以使天下人知晓并杜绝后患。又把许多被贬谪者发配到北河、榆中等边地戍边。这就是坑儒事件的全过程，严格讲并不全是儒生，其中还有方士。在死生面前他们把良知与气节抛到了九霄云外，互相揭发，难免捏造事实，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冤案、假案、命案。

对秦始皇在盛怒之下采取的这个措施，有一个人是清醒并反对的；他就是公子扶苏。他劝谏：“天下初定，远方黔首未集，诸生皆诵法孔子，今上皆重法绳之，臣恐天下不安。唯上察之。”此言即说天下刚刚安定，远方民众尚未完全服从我大秦，各方儒生都背诵效法孔子之学说，现在陛下却以重法把他们抓起来，我担心天下由此不安定啊。请皇帝好好考虑此事。公子扶苏考虑问题比较周全，也比较仁道；秦始皇的确没有必要得罪那些儒生，你要杀欺骗你的方士也就罢了，不应该扩大矛盾啊。可惜这番来自他的亲生儿子的良苦之言，未能唤起秦始皇的省悟。坑儒酿成不可挽回之祸；成为他万世洗之不去的罪名。